清毕沅编写的《续资治通鉴》所载，发生在北宋雍熙四年（987年）的一件事，令人寻味。

国子司业孔维上书，请求“禁原蚕以利国马”。原蚕，一年内第二次养的蚕，是夏秋季节的蚕。直史馆乐史反驳，讲了三条理由：第一，国家的战马损耗很多，是从外面买来，千里迢迢、水土不服、饲养不周导致的，跟养原蚕没什么关系。第二，皇帝最近刚刚下了诏书，明年春天要举行亲自耕田的仪式，劝勉农事。这边劝农事，那边禁养原蚕，矛盾！第三，我在基层呆过，很了解农夫。他们的春蚕收入只够缴纳各种税赋，一年的生活来源靠原蚕。如果把这禁止了，农民们生活没有着落，不法分子可能会借机挑动闹事。

种桑养蚕，对于农耕文明为主的中国历朝历代，都是统治者大力提倡的。北宋时期，宋太祖赵匡胤曾制定政策，支持发展种桑养蚕以增加家庭收入。宋太宗及以后的大多数北宋皇帝，都沿袭或完善这一政策。这一时期，国家征收的赋税中，除了谷物，最重要的就是绢绸等丝织品，养蚕自然重要。

孔维提出禁止原蚕，原因之一，是原蚕与春蚕相比，出丝少，产量低，对桑树损害大，影响第二年的春蚕生产。这可以理解。难以理解的是“利国马”。养蚕怎么会妨碍国家战马呢？

有宋一代，关于军事上的羸弱，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战马的缺乏。再彪悍的步兵，都禁不住骑兵部队狂风暴雨式的冲击。从宋代的版图看，最合适训练战马的地区一是北方草场，在辽国手里；二是西方草场，在西夏人手里。广大水草丰饶的江南地区，出民马不难，却很难训练出驰骋疆场的战马。作为一项国家储备，战马的缺少是北宋的一块心病。皇帝和大臣绞尽脑汁，结果都不理想。

可是，战马如何缺乏，孔维也不该跟养蚕扯上关系。宋代疆域较小，农业与牧业之争非常激烈。但养蚕主要在江南一带，那里并不适合养马，北宋政府也没有在这些地方设置牧场。本来军事不强，民力再枯竭，岂不雪上加霜？

孔维不算昏庸之辈。他本是乾德四年（966年）进士，学识渊博，曾经担任外交官出使高丽，获得出访国的高度赞扬。孔维的长处，是熟悉古代典籍，整理注疏后呈给皇帝。但问题也出在这里，孔维往往教条地运用古书来处理世事。他禁养原蚕的理由来自《周礼》及有关典籍，认为马与蚕同气，“物莫能两大”，养原蚕，蚕丰收，就会伤马。今天来看，这完全是迷信。孔维自诩熟悉经典，遵循古代章制，自然极力上奏，希望得到皇帝批准，推行原蚕禁令。

战马之忧，军事之殇，是宋朝君王的心头痛。大臣应该帮皇帝分忧战马之事。不过，如孔维辈，把古代典章搬出来，认为养蚕与养马冲突，而后一禁了之，至于后果如何，不予考虑。这种行为，在今天，就是懒政。照搬照套，逻辑缺失，不恤民情，不顾现实。而乐史，首先分析国马损耗原因，撇清养蚕与国马的联系；再从国家大政方针计议，指出禁止原蚕的不合理；最后认为养原蚕利于民生，利于国家稳定，不能一禁了之，获得宋太宗赞许采纳。

如果要问谁动了宋太宗战马的奶酪，不得不说，这种懒政，是其中之一。(俞祥波)